人大必须有实质性预算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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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大必须有实质性预算权：
下面为大家深入分析公务员多少才合适：
“官满为患”，是多数人对中国地方政府的一种直观印象。最近广东佛山曝出的许多职能部门多达十几个副职的现象，似乎对此就是一个印证。那么，中国的官员到底是多还是少？
要搞清这个问题，需要有个参照系，有比较才好判断。笔者前些天正好看到一篇谈中外公务员对比的文章，不妨直接拿来说明。
该文选取美、法、日、英四个国家，从三个角度和中国作对比。第一个角度，是按照公务员的定义所得出的各自国家的“官民比”。美国公务员是指除政治任命以外的政府部门所有工作人员，人数为2403万人。法国公务员是指政府、公共机构、公立医院工作人员以及中小学教师，数量为505万人。日本公务员是指政府系统的公职人员以及国会、法院、国立学校与医院、国营单位所有人员，人数为448万人。英国公务员是指非经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常任文官，人数为46万人。中国包括行政机关、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在内的宽口径的公务员数量为1053万人。这么算下来，美、法两国的“官民比”为1∶12；日本为1∶28；英国为1∶125；中国则是1∶122。
不过，国家公务员局前不久公布了近三年全国公务员的数量，分别是2008年659.7万人、2009年678.9万人、2010年689.4万人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公务员局的这个数据未把社会团体纳入。按2010年全国总人口133972.5万人计，我国的“官民比”为1∶194.3。应该讲，这个比例是很低的，与社会上流传的“中国是世界上官民比最高的国家”之说大相径庭。
如果说，由于各国对公务员的定义不同，这样来进行“官民比”不很可靠的话，那么，用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之比而得出的“官民比”就比较真实客观，也具实际。从这一角度看，美、法还是1∶12；日本为1∶23；英国为1∶24；中国把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中吃财政饭的人都算进来，达到1∶26，在5个国家中是最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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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个角度，从单位GDP所占公务员的比例来看。之所以要从该角度来分析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公务员规模是否适度，不仅需要考虑“官民比”，而且要考虑公务员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公务员的行政效率。根据此一角度而得出的百万美元GDP “官民比”分别是，美国2.31人；法国3.46人；日本1.14人；英国0.3人；中国8.31人。可见，中国公务员的效率最低；也就是，中国公务员的规模过大。
当然，从上述三个角度来比较我国的公务员数量，是否最贴切可以讨论。但不能由此说，前两个角度否决了人们对我国政府“官满为患”的印象，就认为这种印象没意义。印象虽然有时也会骗人，但并不表明形成印象的过程没价值。从“官满为患”的印象来说，这里应该看到两个问题，一是我国人口的基数太大，从而比起总人口少的国家，显得供养的公务员的比例低；更重要的是，虽然公务员相对总人口的比例不算多，但由于我们的官员权力大，占用的行政资源多，因此，总的用于公务员的行政支出实际不少。
公务员数量的多寡虽然也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的分配，但对我们来说，更应关注的是公务员的履职情况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似乎更可堪忧。人们经常看到，一些官员一天到晚忙个不停，而另一些官员一天到晚却什么事都不干。无论忙还是闲，深究起来，其实都有些不太正常，忙中有“水分”，管了很多不该管、也管不好的事；闲也不应该，一些该政府做的事，提供的服务没有去做。它反映了政府的职能转变还不到位。
客观地说，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，我们的政府规模要大一些。
所以，归根到底，要寻求一个公务员队伍的最优规模，是要费些时日的。诚如上述文章所言，我们正处于转轨中，种种因素制约着公务员队伍的收缩。如：中国市场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，政府培育市场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需要新的机构和人员；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管理更多的新事务，需要增加新的公务员；政府公务员制度存有传统体制的弊端，使得政府机构增加、公务员规模扩张具有惯性，等等。除此外，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和政府机构中，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：一就是前面谈到的政府职能的错位、失位和越位问题；二是公务员的权大责小问题，它使得公务员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和机会大大增加，并导致公务员做事不讲究效率，浪费国家资源；三是公务员的比较收益使社会对公务员队伍的趋之若鹜问题，这也会造成社会的生产和创新严重不足，从而，长久而言，会导致国家失去创新力。
因此，“官民比”是否过高只是问题的表象，实质在于政府的改革是否到位。从上述分析来看，这一改革还任重道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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